知情同意原则成为国际社会一项新的法律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在2017年两会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对公民提出的认为违宪违法的审查建议进行了处理，过去一年总共研究处理了92件，发现了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了监督纠正。即如果存在法律时先适用法律进行判断，在没有法律或者适用法律仍然不能作出判断时，才需要适用宪法作出判断。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为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二是未能依据宪法制定法律。[22]我国实行我国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宪法体制下，在国家机关之中，设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均在其之下，而同时由其性质所决定，只能由其行使国家立法权。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同时，当法院认为议会法律、公共机构的行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时，可以宣告某项议会法律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并表示谴责，但不得撤销或者废除该法律，在判决中仍然必须适用该法律，而只能由议会自行修改。因为它每次都提到要将1978年宪法的原文改为新的内容。
[6]See supra note 2,p742. [7]David E.Kyvig, 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 Amending the U.S. Constitution,1776-1995,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 p102. [8]参见韩大元、屠振宇：宪法条文援引技术研究，《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第88页。可以说，修正案越多，尤其是针对宪法同一处的修正案越多，就越会导致宪法文本在识别上的混乱，越易引发人们的误解。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又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按照宪法第64条规定的程序，这个建议由2383名代表签名，被以代表提案的方式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15]刘政：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则、方式和程序——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回顾，《中国人大》2002年第21期，第27页。
因为从法律上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是宪法修正案，而不是根据修正案修改过后的宪法全文。[2]History of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 p 451-452.这是美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第一个会期（1789年3月4日至9月29日）的议事记录，虽然不像是逐字逐句的速记录，但算是完整保留了众议员们的讨论内容，而同期的参议院则没有保留下讨论记录。
[22]而到了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有关修改宪法的说明时用了一整段话来说明宪法文本的问题：关于宪法文本问题。[24]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同时有利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参照以往做法，建议本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由大会秘书处根据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将1982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即2018年修正文本）同时予以公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对决议修改方式的一个改进。[15]我国过去的宪法修改，既有全面修改，也有局部修改。
从这个角度看，1993年宪法修改时，全国人大既然要在宪法原文中增加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则此次修改先由2383名代表提议，再由全国人大通过，在程序上就恰到好处。随着宪法修正案数量的增加，这种缺陷将日益凸显。[9]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6]修正案方式维护了宪法原文的不动，但它的确令对宪法含义的确定复杂化了。
[17]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12]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法定文本 我国宪法第64条规定了宪法的修改程序，但它并没有规定修改的具体方式。因为法律的特质在于它既非物理，亦非心理上的存在，毋宁是精神的存在。
宪法修改的幅度如此之大，这是否已经使修正案的方式难堪其任？本文拟追溯修正案方式的历史渊源，阐述其基本的功能，然后再讨论我国对修正案方式的实际运用，最后再提出完善的方案。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提出了宪法草案，这个草案在提交各州宪法会议批准的过程中，人们最多的批评，是它没有权利法案的规定。[3]Ibid.p734-744. [4]Ibid.p795. [5][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8页。1978年3月1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说这次大会将要通过的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一部新宪法。（2）具体规定全国人大对修正案草案的审议、改动、表决程序。第二天众议院即转入对修改案实质内容的讨论，但在经过连续5天的讨论后，谢尔曼在8月19日再次提出了修正案的方式，众议院对此又展开了类似的讨论（没有具体记录），但在表决时众议院却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谢尔曼的提议。
[16]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年版，第901页。以下简述一下我国宪法修改方式的历史发展。
2004年宪法修改后将1982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与其说是放弃了修正案的方式，还不如说是修正案方式已经愈发不能适应我国宪法修改的实践，重新公布宪法全文实属必要。应该说，这也是关系到维护宪法尊严的问题。
他指出，宪法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作品，应当有一统的外观，清晰且明确。[22]这次宪法修改，继续沿用1988年和1993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
从这三个方面看，修正案方式的基本功能，并不是着眼于宪法的稳定，而是着眼于宪法原文的不变。因为美国宪法第1条第9、10两款也是宪法原文中为数不多的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将修改案植入这两处，正符合内容相关性的原则。2018年修改宪法时还通过了一项《关于投票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有关事项的说明》共10条，详细规定了表决的具体方式。第三次全面修改，是1982年对1978年宪法的修改。
[14]参见同注9，许崇德书，第688页。而规定未列举权利的第9修正案则要被改为宪法第7条第二款，而第一款则是对分权原则的重申。
田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2期，第100页。（二）修正案方式与重新公布宪法全文 从美国有关对修正案方式的讨论看，这种方式虽然维护了宪法原文的不变，但它的确也有使宪法的含义难以确定的缺陷。
全国人大更可以对修正案草案所指涉的宪法条款提出一个全新内容的修改案。[25]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修改选举法若干规定的决议规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根据本决议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二、新中国宪法修改方式的演进 我国自1954年宪法制定以来多次修改宪法，从总体上说是由早期的全面修改发展到后来的局部修改，而在局部修改的方式上采用了修正案的方式。[5]所以任何宪法修改行为，无论其形式如何，都会影响作为精神现象的宪法的稳定。他还指出，这次修宪可能并不是对宪法的最后一次修改，因此就应当更加慎重一些，以免这个修改宪法的先例可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使整个宪法陷入混乱。这个修改案的第一条就要在宪法序言我们人民的文字之前增加规定，重申人民主权原则。
他认为，植入模式的好处就在于它的简洁和适当，整个宪法保持着统一和完整，人们不需要援引和对比其他条款就能确定宪法条款的含义。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1982年11月26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之后的宪法，12月6日公布了宪法全文。
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取消了该条中规定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从事物的性质上说，这种缺陷会随着宪法修正案数量的增加而逐渐突出。
该补充修正案提交全国人大后，全国人大主席团将其列入会议议程，并将它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正案草案合并，形成了一份修正案，并交付大会表决。[27] 2004年宪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对常委会提出的修正案草案在审议过程中进行了修改：一是将草案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的建设有三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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